小鎮教師李銀華:即便是份“苦差事”,也不舍得放棄

每天清晨六點,42歲的小鎮教師李銀華準時醒來。這是他在麗江市古城區民族中學執教的第13年,常年不變的作息已形成身體記憶。

初為人師,他心里常常感到沒底,“能不能把學生教好?該怎么去教?”如今,23年過去,他早已認定“從教一生”,但反復琢磨的依然是這兩件事。

2019年3月,曾多次休學的程俊(化名)回到麗江市古城區民族中學初三219班,成了班里年齡最大的學生。因患糜爛性胃炎、肺部感染等多種疾病,程俊常為康復治療而中斷學業,其中最長的一次是一年。

“你是我的學生,219班的五十五分之一,希望你能跟我們一起畢業,不管你什么時候回來,我們都歡迎你。”李銀華是程俊的班主任,有著23年的從教經驗。他深知孩子們休學后會做些什么,“無外乎三件事,看電視、玩手機,還容易跟著別人學壞。”

李銀華和219班的學生們

李銀華把自己的在線數學課程賬號給程俊,讓他通過互聯網進行學習,又讓同學把考卷帶給他,并囑咐他用點讀筆學習英語。“讓孩子盡量跟上來,我會盡最大的努力去幫他。”李銀華向程俊的父親承諾。

在麗江市古城區民族中學里,像程俊這樣因病休學的是個例,但因家庭環境、父母教育觀念等而中途輟學的學生卻不在少數。“盡管比例不超過1%,能拯救一個孩子就拯救一個,不應輕易放棄。”因此,挨家挨戶去走訪,動員不上學的孩子回到課堂,成了李銀華在教學之外“熟悉的事”。

在中國,有數以十萬計的小鎮教師李銀華們。他們身居之處雖然脫離偏遠貧困地區,但也遠離一二線城市;他們一心為學,深耕教育,面對復雜的教育環境和龐大的受教育群體,成為基礎教育的中堅力量;他們追求自我成長,坦然迎接挑戰,見證教育改革的真實模樣。

他們處境的變化和自身的改變,一直在發生。

被一張獎狀“認定”

李銀華是土生土長的麗江人。中學畢業后,他考上了當地的師范學校,之后被分配到附近山區的一所農村小學,“很偏遠,行李都得靠毛驢馱上山”。

那是李銀華“人生中最辛苦的6年”。

村小沒有食堂,在山上也經常買不到新鮮蔬菜,老校長便帶著年輕教師李銀華們種菜、養豬,過自給自足的日子。很快,李銀華學會了收苞谷、蒸饅頭、割豬肉,知道80斤土豆從山下背到山上需要一個多小時,途中包括112個臺階,每個臺階的坡度近60度。

對于剛畢業的李銀華來說,生活仿佛只是從一個校門換到另一個校門,但從學生到老師的身份轉變,使一切截然不同。

條件艱苦,教學任務也重。全校共有120多個學生,一到六年級分成6個班,每周34節課,但教師只有7個。李銀華記得很清楚,自己曾在一學期里教五年級班的數學課,二年級班的美術課,其他兩個班的體育課,并同時擔任四年級班的班主任,從一名數學教師變成了“每一科都得會教”的全能教師,一周需要上33節課。

初為人師,李銀華心里時常感到沒底,“能不能把學生教好?該怎么去教?”為了找到答案,他曾用盡了一切“笨辦法”。

一有空,李銀華就主動去旁聽老教師的課,暗自琢磨他們的課堂經驗和教學方法。平日里有下山進城的機會,李銀華會直奔書店購買教案。“照著這些先進的教學案例一點一點學,學會了再去上課。”

大概就是憑著這樣一點點“啃”到底的功夫,在參加工作的第一年,李銀華便獲得了一張縣級獎狀。

李銀華把第一張獎狀存留至今,獎狀的復印件就放在隨手能拿到的抽屜里

“有付出就會有收獲吧”李銀華并不意外自己會獲獎,更重要的是,這份肯定讓他看到了自己的價值,“徹底堅定了從教的心”。

此后,他先后被調至另外兩所小學和一所中學任教,直至2006年,李銀華回到中學時代的母校——古城區民族中學,成為一名小鎮數學教師。

流失中的堅守

彼時,古城區民族中學早已今非昔比。

學校在1979年開辦時,定位為一所鄉辦中學,2002年,學校的聲譽達到了一個頂點——麗江中考的第一名和第三名都出自這里。

一個重要的背景是,2002年,國務院正式批準撤銷麗江地區和麗江納西族自治縣,設立地級麗江市,麗江納西族自治縣則分設為古城區和玉龍納西族自治縣,民族中學由此“升格為古城區的中學”。

伴隨著旅游業的迅速發展,麗江市逐漸成為旅游勝地和商業投資發展地后,大量外來人口涌入麗江市古城區。因此,古城區的學校既要容納外來的隨遷子女,也要接納鄉村中學整合過程中,從周邊學校轉入古城區的農村學生。

午餐時間,學生們井然有序排隊等待打飯

同時,經濟條件有所改善的家庭大多選擇將孩子送出古城區,一部分優質生源逐漸流失,“近兩年麗江教育一直不被看好,很大一部分原因是沒有好的苗子。”玉龍縣教育局教育督學劉建美曾在接受其他媒體采訪時表示,“留不住。”

形成明顯對比的是,亦有從鄉村學校轉入的學生提前輟學。“村里的家長觀念是,現在不讀書,至少還有一畝三分地,餓不死,對教育不夠重視。“李銀華從家訪中了解到。

摸清學生的成長環境,教育才能有的放矢。在招收新生之前,李銀華作為班主任還會前往學生的家庭和畢業的小學,了解學生父母的婚姻和就業情況等,“不統計不知道,有的班級里,近四分之一的學生都是單親家庭。”

在這樣的條件之下,即便已經有10年的從教經歷,李銀華仍然感到了前所未有的壓力。

由于教師資源的緊缺,自2007年開始,他連續擔任了7年初三年級的班主任,周末和假期也常常會安排補課。同年,李銀華的女兒出生,“真的沒時間照顧“,李銀華坦言,“孩子從1歲到7歲都主要靠妻子照看。”

“這種情況放在正常家庭里,對方肯定有怨言,但好在我妻子也是教師,她能夠理解我”李銀華常懷感恩,也從未怠慢,“校長曾擔任9年的初三班主任呢。”

校長和潤三自2002年開始擔任古城區民族中學初三年級的班主任,每日早出晚歸,時常不能回家吃飯,“把學校當做家”。最忙碌的時期,妻子打電話給他時,已然是對待親戚般的語氣,“你今天到我家吃飯嗎?”和潤三聽出了妻子的隱忍與心疼,卻只能無奈回答,“回不了。”

如今,盡管早已成為校長,和潤三仍在上課。在前輩的激勵下,李銀華于2015年成為學校教導主任后,也仍未離開講臺。

校長和潤三(左一)及老師們在和學生談心

“既當教師,又當家長”

在小鎮堅持這么多年當教師,并非易事。

面對教學成績的重壓,李銀華曾在暑寒假期間提前收假,給成績較差的班級進行補課,來回的車費和飯錢都得自掏腰包。“現在的待遇好一點,至少不用倒貼了。”李銀華沒有奢求更多。

然而,當年和李銀華一同畢業成為教師的四位男同學,大多在不久之后選擇了改行,有的去做了少數民族的干部,有的去了文體單位,僅剩一位和李銀華一樣繼續當教師的,“也不再留在小鎮了”。

李銀華難免會覺得,一直留在小鎮教書“是一件苦差事”,想過考公務員。但無論是對當地的村民還是學生,他都覺得不舍,“教了這么多年,有感情了,這是用錢也買不來的”。

很多山區里的學生家長對小鎮教師李銀華們極其依賴:放學接孩子回家時,也請他們一起去家里吃晚飯;平時但凡有些好吃的,舍不得自己吃,讓孩子拿給他們吃;學生生病了,家長也會客客氣氣地打電話說說情況,請他們幫忙買點常用藥……

“這種依賴,其實是對我們當教師的一種信任。”李銀華熟悉麗江樸實無華的民風,“而感謝這些村民的最好方式,就是好好堅持在這里教書。”

但也存在無奈之處,“城市里的家長,大部分都有能力輔導孩子學習,而我們這里的家長,很多是自幼輟學,也不重視教育,更別說從小培養好的習慣了。”

于是,小鎮教師李銀華們“既當老師,又當家長”。在古城區民族中學,從吃飯到睡覺,班主任及宿管老師都會全程負責。吃飯時,他們提醒學生,“飯后要擦嘴擦桌子”;在宿舍,他們教學生養成良好的洗漱習慣,教學生自己洗衣服;在教室,他們則帶著學生一同掃地、拖地、清理廁所……

和孩子們打成一片的小鎮教師

“說實話,我們這種學校的難點不在教學,而在育人,我們連家長都需要教育。”

2013年時,學校召開家長會,校長和潤三在臺上放眼一望,有的家長光著膀子露出一大片文身,有的趿拉著拖鞋掛著大金鏈子,手機鈴聲也是接二連三地響,甚至有家長睡著了。“這是學校,是傳道授業的地方啊!”和潤三倍感頭疼,和領導班子商量解決辦法。

2018年,麗江市古城區民族中學設立家校公約,規定每天請一名家長到學校陪同讀書,從早至晚,和自己的孩子同吃同住同上課。

真正撬起家長這塊“硬石頭”并不容易。大部分學生的家長以務農為生,常借農活之故推脫,但校長帶頭,和家長們坐下來一個個地聊,協調為主,將這一措施堅持了下來。

“別的不說,家長來學校至少得衣著整潔。”和潤三的初衷始終如一,“讓家長們親自來了解,自己的孩子在課堂上表現如何,別人的孩子表現如何,在學校里讀書到底需要學些什么?”

而更深一層的心意是,和潤三深知,在小鎮中學讀書的近1200名學生,大多來自周邊的鄉村,自幼住校,鮮少和父母溝通,“像是活在學校里的游子。”他試圖通過這一陪讀模式,增進學生與父母的關系。

一年下來,效果是顯著的。“近一兩年基本上沒有家校糾紛。”令李銀華印象深刻的是,有一位家長在陪讀了一天后,主動來跟他表達感謝,“老師真的太辛苦”。

不愿“下沉”

不可忽視的是,這所小鎮中學,教學條件一度難與城市里的學校相比,不論是硬件配置還是基礎建設,“都只能勉強說過得去”。當電子白板、投影儀和一體機等先進設備,逐步走進城市學校的課堂時,小鎮教師們仍日夜與黑板、粉筆打交道。

兼任教導主任后,李銀華更直接地了解到學校教師們的履職情況,也更主動地關心他們的成長發展。他逐漸發現,小鎮中學的新教師雖然好招,但流動性大,許多年輕教師來積累幾年教學經驗后,就會以各種原因離職。“我們學校教書教得稍成氣候的教師,就會被其他學校挖走,或者被調到更好的學校。”

與條件更加優越、機會更多的城市學校相比,教學任務重、教學條件差的小鎮中學很難成為教師們的“最優選”,李銀華學會了釋然,“不久前又調走了兩名教師。”

實際上,這些不被看好的小鎮學校,從未下沉。

早在2011年,校長和潤三就曾在成都的學校里接觸過在線教育,“但那時,包括學生家長在內,一提到平板電腦和手機,第一反應就是游戲。”當時的和潤三從未想過要讓這些電子產品進學校,“也沒有資金條件”。

而如今,伴隨著古城區內越來越多的學校引入在線教學資源,利用互聯網開辦了智慧課堂實驗班。和潤三逐漸轉變認知,若要提升學校的教學質量,勢必要探索新的教育模式。

于是,2018年,古城區民族中學的智慧課堂實驗班在初一設立,數學和英語使用在線課程來輔助老師混合教授,學生及家長完全采取自愿報名的方式,年輕教師何可(化名)任班主任。

起初,家長們一聽說上課要用平板電腦,難免有些抵觸。學校明確表示,“平板電腦是定制的,不能上網。”把優缺點說明之后,大部分家長放下疑慮,支持孩子參與進來。

而習慣了多年傳統教學模式的李銀華對此仍存顧慮。“我覺得在線教育可以實時跟蹤學生學習動態,效果肯定是好的。但是常年用平板學習,是否會對孩子的視力造成影響?”李銀華曾對和潤三直言自己的擔憂,作為教師,首要保證是關愛學生,“最起碼不能傷害學生身體”。

于是,和潤三和李銀華都多次叮囑身為班主任的何可,“要把學生開學時的視力表保存好,隔段時間就檢查看一看學生視力的變化情況,如果下降幅度比其他班嚴重的話,那就需要多加注意。”

何可是小鎮教師群體中少見的年輕教師。2015年,他來到古城區民族中學當數學教師。智慧課堂實驗班開班前,李銀華給何可鼓勁,“你在傳統的教學模式下只教過3年,調整教學模式更輕松、更容易。”

事實上,在此之前,何可就經常借助洋蔥數學在內的互聯網教學資源,不斷改善自己的教學方法,“有的知識點,我一時想不到方法講清楚,就會去洋蔥上看看他們怎么講。”

據何可表示,洋蔥數學是一個頗受歡迎的在線教育平臺,把課本上枯燥的知識都用幾分鐘的動畫視頻課來講解。在數學課上,洋蔥是何可的“助教”,替他演示抽象的數學概念,幫他給學生布置個性化的作業等。“除了課講得好,學生喜歡學,洋蔥還有更厲害的功能,可以看到每個學生的學習情況。”何可說。

智慧課堂實驗班上,老師運用洋蔥數學為孩子們講解知識點

中國教育科學研究院國際比較教育研究所所長王素曾撰文分析,“在目前的班級授課制下,即使優秀的教師也很難有精力照顧到每個學生,無法精準地了解每個學生的學習障礙。而人機協同可以實現優質教育資源共享,實現雙師教學,促進教育公平。也可以改變學生的學習方式,基于大數據的精準教育可以為學生提供精準的學習診斷和分析,滿足學生個性化發展的需求,提供最適切的學習。”

成為智慧課堂實驗班班主任帶班一個月后,何可發現了變化。動畫教學的效果大大凸顯,讓教學內容深入淺出,提升了學生對于知識點的接受程度和速度。

對于同樣使用在線教育課程的英語學科,學生的學習效果也很明顯。有一天何可在查看晚自習情況時,發現有個學生用平板電腦讀英語,“發音相當標準”。第二天,何可從英語老師處得知,這名學生其實是班里發音最不標準的一個。“我挺驚訝的,至少可以說明,在線教育對英語的口語教學起作用。”

學生在課上用平板電腦輔助學習

一學期過去,智慧課堂實驗班的數學成績和英語成績都明顯比普通班高,何可拉出成績單,他帶的班數學平均分比普通班高10分左右。

盡管嘗到了甜頭,但何可仍然保持思考。“在線教育是一個大的趨勢,所以目前肯定還是需要去探索,但我覺得不能完全依賴于它。”

他還在尋求更科學的教學方法。而在智慧教育的趨勢背后,蘊藏著在線教育更為深遠的愿景——在一定程度上促進教育的普惠化、公平性。

2019年,學校又開設了一個新的智慧課堂實驗班,和潤三發現,家長們明顯更積極了。有一位學生的父親未曾上過學,卻堅持將孩子送入這個班,“聽說這是學校里最好的一個班,我們希望她通過讀書改變命運,不要像我們一樣不識字,做一輩子農民。”

如今,多年用傳統方法教學的李銀華也察覺到在線教育“值得拭目以待”。當年初次任教的他,通過借鑒書籍上的教案,收獲了教學生涯中的第一張獎狀,認定自己會從教一生。如今的在線教育,亦是“以他山之石,攻己之玉”。他決定,明年親自帶一個智慧課堂實驗班,“試試看”。

與李銀華們不同,在距離云南約1000公里外的廣東省河源市連平縣,美術老師阿龍和音樂老師阿麥,拉上做音樂器材和設備租賃的萬里,一起組成了樂隊,取名“九連真人”。

但小鎮里的大爺大媽習慣了民樂、戲曲,經常投訴他們排練時“噪音太大”,阿龍三人只好選擇傍晚時分,并希望大爺大媽們把廣場舞跳得久一些,給排練“打掩護”。

直到登上《樂隊的夏天》,開賽的預投票環節,參賽者們依次投出“你心中的熱門樂隊”,來自小鎮的“九連真人”只得到一票。第一階段比賽剛結束,九連真人便以148票的成績沖到第六。一首《莫欺少年窮》結束,被評價為“是到現在為止所有樂隊里,最鋒利的。”

微似螢火,亮若星辰。身為小鎮教師的阿龍和阿麥,從三尺講臺走到了萬眾矚目的舞臺。

被“九連真人”引燃的這個夏天,背面是一片冷寂。銅陵市郊區陳瑤湖中心學校的小鎮老師周安員,疑因與學生及家長起沖突,在獨自離家后投江身亡,一場家校矛盾以悲劇收尾。周安員的哥哥在事故之后看大橋上的監控,“(我弟)跳下去的時候,前三次翻過去然后又翻回來,又往前面走,走了之后又翻過去又翻回來。”

站在生活劇場,李銀華、周安員、阿龍和阿麥作為小鎮教師角色的一個光影,共同呈現著屬于這個群體的力量和答案。身處教育領域,相較于天平兩端的“扶貧教育”和“精英教育”,小鎮教師們以自身的張力,平衡著來自學校、家長和社會的壓力。無論劇情如何設定,砝碼如何加減,小鎮教師正認真演繹自己的故事,不斷改變和被改變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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