小鎮少年的奮斗:學習是為了要走出去

我們和身在小鎮的少年們聊了聊,他們怎么學習,怎么玩,他們對于成績、小鎮和外面的世界,有怎樣的了解和認知。

從他們的回答中,我們看到了迷茫、快樂、奮斗和夢想,那是絕大多數有過小鎮生活經歷的人最為熟悉的模樣。

說起“城里人”、“村里娃”,某種程度上都是調侃之詞,而小鎮少年夾在兩者之中。在“月薪三萬撐不起一個暑假”的話題里找不到他們,在“一塊屏幕改變命運“的故事里也沒他們的身影。

他們身處三線城市及以下地區,學習條件不算艱苦,但也稱不上優質。他們被父母、老師教導要好好學習,考當地的好高中、去大城市讀大學,無論是否做到,似乎都明白這一切是“為了自己好”。

電視劇《小歡喜》熱播時,他們互相問對方“看到哪一集了”,課下一起聊最喜歡的角色,仿佛能找到和自己的共通之處。但在父母面前,話題大多和“學習”相關,或干脆就只聊“成績”。

小鎮少年的日常生活似乎被“學習”覆蓋,人生軌跡隨“成績”搖擺。

一定要考個好高中

7點,鎮上迎來一天中最有活力的時刻,學生們三五成群穿過街巷,涌入校園,一天的學校生活由此開始。

濮陽市第三中學(以下簡稱“濮陽三中”)位于濮陽市區(華龍區)與濮陽縣交界處。這所年輕的學校成立于2000年,教學樓上印著“人人皆學,處處能學,時時可學”的標語,醒目可見。這是一所四年制的初中,近年來學校以信息化教學為特色享譽河南。

濮陽三中校園

大部分成績中上的學生把考入濮陽市第一高級中學(以下簡稱“一高”)作為近期奮斗的目標。在他們看來,考上一高,就意味著有更大的機會走出小鎮,考上好大學,收獲更多的人生可能性。實際上,濮陽市每年近3萬名初中應屆畢業生中,只有不到2000名學生能夠如愿考上一高,登上這個離夢想更近的舞臺。

馬佳揚的成績常居班級前5、年級前50名,像一名瞄準靶心的箭手,他的中考目標是考入一高的培優班,將來去清華、北大等名校讀信息科學技術化相關的專業。對他來說,好好學習是為了站在一個更高的平臺,有機會接觸更多、更好的技能。因此,他仍在給自己鼓勁,爭取擠進年級前10。

70人的班級中只有2名學生住在“老城”,馬佳揚是其中之一。除了在下午的預備鈴響起前踢會兒足球外,其余的午休時間都被他用來做父親買的習題。

“老城”即濮陽縣,與濮陽市區相隔7公里、20分鐘的車程,但兩地相差的不僅是距離,還有學籍。

父親馬利民是濮陽縣一所中學的語文教師。1997年,他從濮陽一所師范學校畢業后被分到鄉下老家的中學任教,個人發展和子女教育讓馬利民感到憂慮。“好老師基本都往城里去,在農村教的再好,沒學生……”他沒有說下去,但事實已經給出回應。工作的第三年,縣里招聘優秀教師,馬利民由此從鄉村走進縣城。

馬佳揚的姐姐馬佳芮曾就讀于父親任教的縣級中學。盡管女兒從小成績名列前茅,但馬利民希望她能夠進入更好的環境讀書,他始終認為城市里“學生層次不一樣。”距離中考100天的沖刺階段,馬佳芮作為學生代表在縣中做了一場動員演講,隨后去了濮陽三中。

小鎮路邊曬著的校服

轉學后沒幾天,馬佳芮便遭遇了學生時代第一個“滑鐵盧”,模擬月考僅年級150名。父親告訴她,這種“月亮變星星”的落差,就是“縣城跟市區的差距”。

馬佳芮發揮不佳的癥結在于原學校教學進度落后,比如縣中化學還有半本書沒講時,濮陽三中已經講完了兩輪。馬利民找到老師求情,化學老師答應利用休息時間為馬佳芮補課,這讓他非常感激。

差距并非無法彌補。2013年,馬佳芮以年級20名的成績考入一高培優班,2016年考入鄭州大學歷史學專業,終于走出了小鎮。

與此同時,小鎮從未停止生長。從市區前往濮陽縣的路上,一幢幢高樓住宅拔地而起,正在翻新的道路將縣與市連接得更加緊密。2019年高考,濮陽縣第一高級中學創下佳績,打破了“0清北”的歷史記錄。

對此,馬利民更加堅定了想讓兒子也考進一高的信念,他認為,孩子“底子打厚一點”,未來才有選擇的空間。他希望兒子將來去上海、杭州發展,因為“南方城市往往都是經濟浪潮中的先鋒”。

教育就像是渡船——馬利民與妻子從農村走向小鎮,如今再次將改變的機遇定格在書桌前,希望孩子們可以走得更遠。

想要好成績只能靠自己

“馬佳揚還不如我呢,有時候同學一叫他,他就出去玩了。”同班同學黃鴻飛更相信自己的觀察,卻很難信服大人們的教誨:學習成績和自制力相關。

以往母親在家時,黃鴻飛通常會“勞逸結合”,寫半小時作業,玩十分鐘游戲。爸媽都出門上班后,他會自動把玩耍時間無限拉長。即使沒收手機,關掉電腦WiFi和電視,黃鴻飛也常常能發呆一上午。“只要不寫作業,在哪兒、做什么都行”。

5、6歲時買的科普繪本,他看了又看,實在沒意思就躺在床上發呆。“要不去寫會兒作業?”的念頭也曾浮現,但拿起筆后沒多久,他又總被有趣的東西吸引,筆從手中滑落。

在母親眼里,黃鴻飛內斂、懂事,只是自制力不強。

轉變發生在黃鴻飛的姐姐考入一高。“考得(分數)好高啊”,黃鴻飛有點羨慕,在心里劃下一根無形的線,也想讓自己的成績一點點靠近,甚至超越姐姐。

意識到自己的自制力不強,黃鴻飛主動要求去母親單位寫作業。母親曾是列車乘務員,2年前被調回濮陽站做客運員。下午的班時從2點到6點,黃鴻飛安靜地呆在辦公室寫作業,有不會的題等母親空閑時再問。母親常跟他說:“我好好上班,你好好學習,這叫各司其職。”

自家的手搟面館幾個月前新開張后,黃鴻飛經常放學后直奔店里。周五晚上的生意不錯,這個13歲的小鎮少年一手拎起垃圾桶,一手拿著抹布收拾桌上的殘余,動作嫻熟。一切忙完之后,他再開始專心在手機上學數學,用演草紙做習題。

在面館學習數學的黃鴻飛

黃鴻飛喜歡數學的原因是“要寫的字少”。他為數學題賦予了各種情景,比如水池一邊進水一邊放水、什么時候把水放完的解方程應用題,“想到那個畫面就感覺很有意思”。算出離譜的答案也常常被自己逗得開心,比如將高鐵速度2000公里/分鐘的錯誤答案與光在真空中傳播的速度做對比。

初三的黃鴻飛成績排到班級30名、年級兩三百名左右,相比入學時年級四五百名,進步顯著。這其中很大一部分提升的分數來自數學。

“成績不太好的時候,一到周測我就頭疼,覺得腦袋快炸了。但現在自己努力了,就特別想周測,期待看到自己的成績。”

根據歷年中考的錄取情況,黃鴻飛想要考進一高,需要付出巨大的努力。今年剛剛入學一高的姐姐既是榜樣,也是壓力。姐姐每半月回家一次,黃鴻飛會趁機拿她的高中教材來看,試圖找到自己會做的題,“如果能解出來,很有成就感。”

孩子讀高中,意味著家里每年要承擔近2萬元的學費和生活費。為此,黃鴻飛的家人在工作之余,又開了一家手搟面館。母親感慨,雖然自己讀書時沒有條件補課,但希望可以給孩子請得起好老師。她不曾想過,“好老師”也存在于手機里。

“學完了再把手機拿走”

時代變了,小鎮也不例外,不僅衣食住行開始網絡化,教育也走上了網絡。在黑板、粉筆之外,信息技術正在改變傳統教學。學校里,老師們使用多媒體講課,回家后,學生通過在線教育APP繼續學習。

問及日常如何學數學,馬佳揚、黃鴻飛異口同聲“洋蔥數學”。“課前預習,帶著問題看視頻,結合課本與視頻整理預習筆記。”數學老師范明甫表示,這款軟件用于濮陽三中的教學,“看視頻學習,相當于學生課前已經學習40-50%的知識,第二天帶著問題上課,效率更高。”

2014年,范明甫偶然接觸到洋蔥數學,發現這種語言輕松、活潑的動畫授課形式,能夠將知識深入淺出地教給學生。不過,當時的課程很少,也只能在電腦上學。范明甫挑出十幾名學生進行“試點”,利用兩節晚自習課帶著學生在自己辦公室的電腦上做題。

隨著社會觀念的轉變,也得益于手機的普及,范明甫開始在小鎮上廣泛推廣這種學習方法。“學校老師大多講得比較生硬,但通過生動有趣的視頻能把枯燥的知識講清楚,學生很愿意學,遇到不會的還能反復學習。”

學生們在課堂上進行小組討論

對于教師而言,過去給學生上課更多是經驗之談,而今從軟件上可以直接看到學生的答題情況。正確率達到60%的會用綠色標記,讓學生自己看解析或者小組討論就能解決,而用紅色標記的是提醒老師,上課時要給學生重點講解。

“好好學習”幾乎是每個家長對孩子的期待,但小鎮少年們沒有那些大城市才有的資源。當北京、上海已經流行游學和第二外語時,小鎮少年的周末補習仍然以“補差”為主,在線教育成為一種社會公平的體現。

馬佳揚有四門學科都用在線教育的方式補習,但馬利民發現,兒子總是偷偷玩游戲、聊QQ。最終的解決辦法是,兒子學洋蔥數學,他就跟在旁邊看,學完了再把手機拿走。

在線教育的使用需要家長配合監管。范明甫為此多次召開家長會,用半個月的時間展示如何使用,但反復溝通后的效果仍不盡如人意。他要求家長檢查晚上及周六日作業,但很多家長只是問孩子一句“作業完成了嗎?”,待孩子到了學校翻開作業,卻被老師們發現什么都沒做。

目前,濮陽市像范明甫這樣的“先鋒老師”并不多。范明甫理解這種局面,許多教師由于自身更新知識的愿望不夠強烈,或者嫌前期溝通麻煩,不愿意嘗試新方法增加工作量,盡管可能對孩子更好。

范明甫認為,學校教學是教育的中堅力量,但在線教育將會是有益的支持。兩個班總計140名學生不可能逐一照顧到,有了洋蔥才能實現“一對一幫扶”。范明甫不知道的是,在北京、上海很多學校里,這被稱作“數字化1對1學習”。

濮陽地處河南省東北部的魯、豫、冀交界處,距離省會鄭州210公里,乘坐公共交通前往需4小時,而鄭州至濮陽段的高鐵預計于2021年才能建成。

如果沒有互聯網,僅憑線下培訓和交流來提振濮陽的教育,恐怕會更加艱難。

“河南省的教師培訓、優質課展示都在鄭州,接觸到的專家的層次都不一樣。”范明甫認為,距離遠是限制濮陽老師外出培訓發展的直接因素,“一些大型的報告、專題活動,甚至都沒有接到通知”。

走出小鎮

自2000年濮陽三中建校起,范明甫已經在這所重點初中任教19年。

1995年,范明甫中專畢業后先是回到農村教學,“也曾度過一段渾渾噩噩、不求上進的時光。”后來在安陽師范學院函授本科調至濮陽三中后,他明顯感受到城鄉中學的差距:“自己也像變了個人一樣,開始認真備課、認真上課、認真關注學生的狀態。與其一上班就看到自己30年后的樣子,不如改變態度,當個好老師。”如今的他已是一名中學高級教師。

19年來,范明甫明顯感覺到這兩屆學生對學習的熱忱和投入有所下降。“強調了‘這是重點’,學生們也沒什么反應,甚至我說‘要記筆記了‘,還有三分之一的學生不知道動筆。”

在范明甫看來,小鎮少年們普遍沒有遠大理想,衣食無憂,想做的事也基本能滿足,因而缺乏學習的主動性。另一方面,小鎮少年們通過互聯網了解世界,有些見識可能超過了大人,教師的權威性有所削弱。

他不禁想起屬于自己的少年時光,農村孩子對外面的世界一無所知。而現在,大部分的小鎮少年已經去過北京。從電視劇和旅游節目中,他們也“看見”過上海、廣州和深圳,多數人未來都想去一線城市發展。

而小鎮家長的眼中卻似乎只有“學習”二字。2019年的國慶假期前是連續8個工作日,黃鴻飛在第6天向母親提出玩會兒游戲,母親不答應,擔心他一開始玩就停不下來。他有些難過,自己并非不愿意學習,但從來沒上過這么多天課,確實有些累了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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考得好的時候,父母會帶黃鴻飛去當地4A級景區戚城文物或者濮上園,有時也會去鄭州方特歡樂世界玩。黃鴻飛的記憶里,鄭州和濮陽最明顯的差異是鄭州更“高”,建筑高,物價也高,“同樣口味的老冰棍,這邊賣5毛,那邊會賣到1塊。”

13年來,黃鴻飛熟悉的僅僅是從學校到家,以及市中心廣場的主要街道。有次同學帶他去胡同里,他在小吃街和幾個同學走散了,沒有信號、沒有地圖,怎么也找不到出去的路。當他兜兜轉轉繞到大路上,突然對濮陽產生一種很陌生的感覺,原來“濮陽也很大”。

語境來自于生活。小鎮少年所熟悉的世界,一切都和學習有關。他們成績參差不齊,性格各異,對學習的理解各不相同,在相似的夢想中各自修行。通向小鎮外的道路看似筆直,但更多的是想象無法填補的空白,他們需要邁過“中考”、“高考”這一道道關卡,才有機會看到自己想知道的答案。

走出小鎮就是這樣一個并不輕松的過程,小鎮少年們相信,一切要從學習開始,一切也會被學習改變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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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專題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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